一代书雄——毛泽东

                       甘肃临夏  马占禄

　　毛泽东作为一代书雄，是当今人们评论的热点，发现网上就毛泽东的书法讨论得是热火朝天，叫好的有，说坏的也不少。文化多元时代，普通大众发表些不同观点可以理解，毕竟他们不是专业书法工作者；而一些所谓的书法家针对毛泽东书法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是个书法家，但写毛体书法没有出路。”问其原因，曰：“只有经典的才有出路，领袖书体，在国展不便品评。”当问到教授们如何看待毛泽东书法时，或言辞闪烁，或曰书风狂放，伟人气魄，无法学习。周围人则窃窃私语，一脸不屑，似乎这样的问题多么不合时宜。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书坛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学术自由在当代书法界体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即使抛开政治因素不讲，鼓吹三十年来中国书法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的“专家们”，作为研究者是以何根据来评价毛泽东书法的？是出于个人喜好，标新立异，还是对政治进行报复抑或回避？我们在对一代书法家做出评价的时候，是就其书法艺术、代表作的影响力来讲，还是就其书界地位，抑或对书法界的贡献而言？这必然涉及一个评价基础和学术道德问题。

　　一、自成一家终以韵胜

　　所谓艺术，就是有美的感受，百看不厌。书法作为一门艺术，自有其艺术渊源和评价体系。评价一位书法家的历史地位，简而言之，无非就是：一、字写得好，风格鲜明；二、继往开来；三、代表作的影响力；四、对书法界的贡献。本文结合上述四个方面对毛泽东书法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一）毛泽东书法风格鲜明

　　针对毛泽东的书法风格，书法家、原中央办公厅研究室顾问陈秉忱曾经说过：“毛主席早年攻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读碑帖的情形和大量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

　　就整体形象而言，毛泽东书法风格鲜明，个性十足，气势之豪迈，就是与史上有名的张旭、怀素、黄庭坚相比也毫不逊色，同时代的书法家于右任、沈尹默、吴玉如、林散之、沙孟海等与之相比则相形见绌。在这里，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书法家，不是指他作为政治家之余的书法家，而是就其书法本身而言的伟大。他对艺术的真诚和创新，其书法常常充盈着对现实的高度关注以及对人民和生活的热爱，为了一个报头，毛泽东常常三番五次地书写，若干年后感觉不满意还可再写，其治学态度之真诚令人感动。

　　有人说，由于毛泽东所处的政治位置和惊涛骇浪的政治经历让他可以拥有磅礴的气势，但是并非书香世家出身和小农经济家庭氛围以及其个性，特别是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等原因，致使他的书法作品在技法上欠缺学院派婉约细腻的专业底蕴，甚至有点牵强潦草之嫌，且风格过于强烈，未可学也不易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相对于古来那些主要以书法见长的书家而言，毛泽东书法在笔法上确有失精到之处，但那些书法家在境界气魄上却又与毛泽东的书法作品相去甚远，何况还有个比较对象的问题。毛泽东题写的高校牌匾、各大媒体的报头书法，其功力、法度、意韵都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已出版的《毛泽东书法大字典》上有毛体单字与历史上著名书法家墨迹的比较，相信读者自会有明确的判断。

　　（二）继往开来的毛泽东书法

　　谈到书法，就要说到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有知名专家说：“要做一位名垂青史的大书法家，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继承性，就是延续过去悠久的历史传统，并有所扬弃，公认字写得好。第二，开拓性，自出机杼，成一家之风貌。舍其一则不足以称为一代书家。在这两方面，毛泽东都胜任有余——他的颜体、欧体功力扎实，怀素书法风格明显。对于书法上的创新，毛泽东知行合一，他的书法出于怀素，人称“毛体”，举世公认。

　　谈到书法的继承性，我们要防止两个问题：一是厚古薄今，食古不化；二是没有基础地胡乱创新。针对食古不化者，毛泽东曾说过：“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上某家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事实上也不可能一样，启功曾说，人人若笔法一样，法院也就不会依此断案了。著名画家齐白石则以亲身经历谈到创新，他曾辛辣地指出：

　　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有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前人绳墨，而人以为无所本。余常哀时人之蠢，不知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侪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佩。

　　这个“蠢”字用得极好，骂尽了一切保守主义、食古不化者。

　　（三）毛泽东对书法界贡献巨大

　　20世纪50年代，文艺界不少人士不把书法当作一门艺术，理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书法列入艺术门类的。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书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毛泽东知道后，责问文联领导：“多一门艺术有什么不好？”在他的关注和鼓励下，全国才涌现出一批有很高知名度的书法大家，如郭沫若、舒同、沈尹默、沙孟海、赵朴初、林散之、启功等。事实上，这些人的字过去写得都很好，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关于十年“文革”对中国书法的推动，曾任中国书协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书法家周俊杰回忆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书法开始复苏了。当时的情况是：每个人都要写大字报，在机关单位别的东西没有，却有用不尽的纸、墨汁、毛笔。不同字体的大字报贴在街上，可谓书法的大展示。那些年代整个中国除了毛泽东肖像、语录之外，就是他放大了的《满江红》等书法作品，十亿多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一次高水平的书法普及教育。另外，当时人们在那个状态下没事干，思想空虚，很多人就开始偷偷拿起字帖写字。所以在“文革”时，很多二三十岁的人都是在老一辈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书法的。

　　时至今日，当大部分书写工具被键盘和拇指所替代，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至上，拜金之风盛行的今天，全国各级书协会员达数百万之众，他们上寻甲骨秦篆，中游魏晋汉唐，下觅摩崖石刻，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各种书法研究会如雨后春笋，一片蔚然，中国书法散发出独有的魅力。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确实不应该忘记毛泽东对中国书法的推动和贡献。

　　二、百花能否齐放

　　《唐朝名画录》记载了开元年间的一段逸闻。其时，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和擅长舞剑的裴旻将军邂逅东都洛阳。于是乎，中国书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上演了：将军舞剑，气贯长虹；张旭狂草，风起云涌；吴生奋笔，有若神助。东都洛阳，万人空巷，天宫寺内，观者云集。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内，获睹三绝，三生有幸矣。”后世论者在谈起这段轶闻佳话时，都把观察的目光聚集在舞剑、绘画、书法这三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在审美意趣上的一致性上，却独独忽略了为什么会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中华民族艺术天空上闪烁着一颗又一颗熠熠的明星。

　　历史学家讲，一个时代的艺术能否有大的发展，将基于两种情况：一种是百花齐放。如果各种各样的艺术观点、风格都能够展现出来，那么这个时代的思想、艺术就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种是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孕育了多少大家：老子、庄子、孔子、墨子、韩非子……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当时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相互对立、论辩甚至是攻击的情况下，才出现这么多的大思想家，创造了文化盛世。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965年毛泽东对“兰亭论辩”的鼓励、支持甚至参与，为我们树立了学术典范。当今，在书法领域倡导“双百”方针，就是要做到艺术形式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在坚持主流的同时，鼓励不同艺术和风格的自由发展，不同观点自由讨论，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的确我们需要有长于考证的学人，更期望目光四射的思想者。

　　这二十多年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理论家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历史的天空”上，书不魏晋，归于野途，其他则等而下之；书学文章只有考据、赞歌、辉煌，没有批评、鞭挞；对于艺术家只能说“才华横溢”，否则就上法院告你降低当事人的社会评价；创作者们则看到了书法是一种“时空”艺术，忘记了书法应具有艺术性和实用性两种属性。虽然我们在“时空”的探索和实践上有了可贵的进展，但却忽略了书法在新时代应具有的社会责任，致使书法艺术在发展中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我们沾沾自喜于线条的挺拔，构成的巧妙和情感的宣泄，沾沾自喜于用墨的干湿变化乃至强烈对比，沾沾自喜于豪放大气的评价，没有温婉玉润，结果忘记了读者、大众，沦落为展览和其他媒体上的视觉快餐，沦为商家操作的剩汤。我们专注于达官贵人的邀请，却总是那样的一厢情愿，每次宣泄之后，剩下的就只有那凋落满地的花瓣和清凉；以至于书法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遗产”，还不清醒，依然在举杯庆贺；当若干年过去，当喧嚣的大潮退后，我们才发现，一些所谓的时代“弄潮儿”原来只穿了一条短裤冻得瑟瑟发抖站在后人的面前……

　　每人都有喜欢与崇拜的自由，但不能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动辄封杀或冷冻暴力。试想过去的“摩崖石刻”、“汉隶”，哪个不是从“野狐禅”走过来的？我们不能口头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脚底下尽是“潜规则”。我们在忽略这样一个人，确立一个新的主张的时候，既不要厚古薄今，也不要厚今薄古，更不要妄自菲薄，一定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因为历史是基于事实的学问，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事实，历史的评价同样离不开事实，只有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事实和本来面目，才能更好地总结近现代书法史的经验教训，才能有所进步！

　　三、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作品

　　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前夕，全国政协组织了一场为奥运会闭幕式而创作的书法盛会。国内书法界稍有名头的艺术家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唐朝名画录》记载的张旭等在东都洛阳天宫寺内即兴泼墨的盛况类似，不同的是这次盛会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儿“擂台赛”的意味。各路大师，笔走龙蛇，挥毫献技，隶、篆、楷、行、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大师们用尽所有的书写方式，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中寻章摘句，虽则华章灿灿，满殿生辉，但与奥组委的要求相比，却总有遗憾。据现场参与者回忆说，当其时也，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毛体书法家不动声色地出场，改变了这种尴尬的场面。他以毛体书法固有的狂傲、豪放、目空一切的气质，书写了一幅特大号的“天下和”，成为奥运会闭幕式选用的书法作品。

　　伟人已逝，三十八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现在重温毛泽东书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书法能否迎来一个新的30年呢？

毛泽东书法是中国书法继承发展创新的理论根据

                                          甘肃省临夏   马占禄

        1998年的中国书坛，最为轰动的莫过于两件事。

　　第一件事，2月10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中国20世纪书法大展”首次展出了毛泽东手书真迹《七律·长征》草书巨幅长卷。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随即向全世界播发了这一消息，并报道了****等中央领导同志参观书展、品味赏析《七律·长征》手迹的盛况。海内外的书法爱好者无不为毛泽东的这幅遗作而振奋，专业报刊上的评介文章相继出台，正如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刘正成先生所言“这件作品在整个展出期间，一直受到最为热烈的瞩目。”

　　第二件事，5月29日的《珠海特区报》周末版刊发了一条不足千字的报道——有人指陈由中国文联和中国书协联合举办的“中国20世纪书法大展”上展出的所谓毛泽东《七律·长征》手迹实为赝品！该文言之凿凿，证据充分。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郑州晚报》、《书法赏评》杂志、《书法报》、《书法导报》、《城市导报》、《长江日报》、《每周文摘》、《羊城晚报》和《河南商报》等近十家媒体纷纷转载或刊发专稿，对此事进行了详细报道。

　　究竟此次所展《七律·长征》是真品还是赝品，当事双方争论不休，成了至今尚无结论的中国书坛世纪悬案。

　　敢于指陈此次书展《七律·长征》手迹为赝品的始作俑者，就是郑州市毛泽东书法研究会的会长唐步田先生。

　　一年后的今天，唐步田提起赝品之事，情绪仍然很激动

　　3月末的郑州，已是桃红柳绿，在南郊一个极为平常的小院里，记者见到了唐步田先生。

　　虽说“中国20世纪书法大展”已过去年余，但唐先生提起《七律·长征》赝品一事，情绪仍很激动——

　　“我第一次发现这件赝品是从去年2月23日《书法报》报眼上所刊发的一幅****主席在大展上欣赏此幅作品的新闻照片。照片是斜面，画面不太清楚，但我第一眼就看出‘铁索’二字的章法布局与原作不同，第二个直观感觉是此幅作品的尺寸很大(197＊46.5cm)，似乎不符合毛泽东的的书写习惯。后来一看该报发表的此次书展的原件就更清楚了，我断定这幅作品属赝品无疑！

　　“为什么说它是赝品呢？你看，这个‘难’字的拐弯，原作写得多有力度，但赝品中写得却很轻飘；‘红军’的‘军’字的一竖你看斜到哪去了！这‘丸’字，毛泽东写完后以重新点了一点儿，但它一下子就拉上来了；再就是这个‘腾’字右部缺了中间一竖，证明书写者缺乏草书的基本知识；这个‘蒙’字他也搞不清楚书写笔画；‘礴’字太软；最可笑的是，这个‘云’字的首横应当从左入笔，但他是从右上方入笔写为撇点的，这根本就不符合草书的基本规则……所以我说它与原作相比没有一笔是对的，也没有一个字是对的。

　　“有人说唐步田真了不得，连这都能看出，称得上是毛体专家！——要真是这样的话，谁都可以做专家了。其实问题简单得很，对毛泽东书法，特别是这首《七律·长征》，就像对我的家人、战友一样，谁要冒充，我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因为太熟悉了，根本用不着仔细研究。

　　“至于说我熟，是因为我写得多，我现在当场不看原作来背临，写出来也比这赝品要完善得多，我敢打这个赌！”

　　唐步田不是在夸海口，今年66岁的他研习毛泽东书法已有整整50年的时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

　　一位资深的毛泽东书法研究专家和毛体书法家

　　1933年，唐步田出生于湖南桃源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受外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唐步田从小就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儿时他多临摹颜(真卿)柳(公权)。1949年，湘西解放，少年的唐步田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的签名，酷爱书法的他一下子便被“毛泽东”这几个字所征服，从此他走上了一条终生追寻毛泽东书法作品的艰难探索之路。

　　由于条件的限制，唐步田在初期所能见到的毛泽东书法作品仅限于“人民日报”等极少几个字。1951年1月，唐步田参军，可供他临摹学习的又多了一份《解放军报》。既便是在战火纷飞的朝鲜(专题，图库)战场上，他也没忘了在坑道里用树枝比划着学习。1958年，唐步田如愿以偿地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了更多地接触了解毛泽东书法的机会，他开始注意收集毛泽东的书法作品。1963年4月，毕业之后的唐步田几经辗转，落脚到郑州市文化馆工作。

　　对毛泽东书法作品的喜爱，用唐步田自己的话讲，已经到了一种“痴”的地步。凡能见到的毛泽东书法作品，他都要一丝不苟地临摹，以致到了“夜不能寐”的地步。1963年4月，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他一口气临了300遍；1967年1月，毛泽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手迹发表，他连续临摹了400遍；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采桑子·重阳》、《蝶恋花·答李淑一》等手迹，临了多少遍，他已记不清了。那些日子，他白天上班，晚上就着小煤油灯习字，第二天起来，两个鼻孔满是油灰，仍乐此不疲。

　　在唐老先生的寓所里，记者见到了他精心保存下来的早期的临摹作品，叠在一起，竟有数尺之高。其中书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就有20余册！而唐步田说这些只是习作中极少的一部分，多数作品在1987年的一场意外变故中遗失了。言及于此，唐步田神情黯然。

　　唐步田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真迹，是1967年，在原中央警卫团文工队员吴凤君家中——那是毛泽东在1959年1月26日写给吴凤君的一封信。几十年来，为了研究毛泽东书法，他拜访了不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过或收藏有毛泽东手迹的人，包括李银桥之后的卫士长王宇清，毛泽东家的保姆陈玉英，毛泽东的同学周世钊、谢觉哉夫人王定国，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等毛泽东的亲属，以及中央档案馆专门负责保存毛泽东手迹的齐得平、文物出版社负责编辑毛泽东诗词墨迹的白浪、赵铁华等。

　　作为一个凡人，和他同时代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一样，他无缘与毛泽东相见，更无缘观摩毛泽东的创作过程，然而提起毛泽东的书法作品，唐步田如数家珍。迄今为止所公开发表的112篇诗词手稿，唐步田均是反复临摹、仔细研究。1971年，在未见到手稿的情况下，他创作了毛泽东的《七律·登庐山》书法作品，1993年此诗手稿发表，两者相比，章法布局竟非常接近！

　　唐步田不仅喜欢毛泽东的书法作品，更喜欢毛泽东的诗词文章。他说，年轻时记忆力好，“文革”时期，《毛主席语录》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均能做到熟练背诵。对于这一点，记者深信不疑——在长达5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年事已高的唐老先生不但思路清晰，还不时地从书柜中准确地翻出各种资料佐证。

　　研习毛泽东书法，唐步田可谓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对毛体书法钻研之深在当今国内恐怕能与之相比的无几，然而，知道唐步田的人并不多。有人认为唐步田只会临摹毛泽东书法作品，充其量是个“书奴”，对此，唐步田不以为然，他说，只会临摹，确实是“书奴”，但能运用毛体进行创作，恐怕就不是“书奴”所能做到的。记者对书法艺术见识粗浅，但唐步田创作的不少毛体书法作品，记者以为已不是“以假乱真”几个字可以形容得了的，这些作品分明让人感受到了毛泽东书法纵横捭阖、横空出世的神韵和内涵……
　事实上，近年来唐步田的毛体书法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唐步田在国内已举行过七次书展，每次展出，观众反响都很强烈。正是在去年，由鹰联(香港)集团为在珠海为其举办的首次被称为“唐步田毛体书法展”期间，他向“中国20世纪书法大展”上的毛泽东手迹赝品投下了重磅炸*弹。

　　从毛泽东的一篇篇诗词文章中，从毛泽东的一幅幅书法作品中，唐步田感受到了这位时代巨人的人格魅力，他说：“毛泽东的字，也不知临习了多少遍，但每次学习都有新的收获。后来写着写着，便经常梦见毛主席向我走来，似乎感受到了他老人家的气息，好像笔尖里流出的不是黑色的墨，而是红色的血。”

　　正是基于对毛泽东这位世纪伟人的特殊感情，使得唐步田无法容忍对毛泽东手迹的造假行为。一年来，他一直在为“中国20世纪书法大展”中毛泽东《七律·长征》手迹赝品一事奔走呼吁——

　　中国书坛世纪悬案的答案在哪里

　　1998年5月，唐步田指陈“中国20世纪书法大展”所展出毛泽东《七律·长征》手迹为赝品，在中国书坛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对此，此次大展组委会秘书长、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刘正成先生在回答一家杂志社记者提问时说“这幅作品的真实性是毫无疑问的”。据刘讲，这幅作品是1962年4月20日毛泽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所写，后这位工作人员将其转赠给一位高级干部。他指责(唐步田)“在没有见到作品原件，不知道收藏者背景的情况下，还是不要轻易说绝对的话为好”。但这位高级干部是谁，有关此作品的详细背景如何，刘未多作解释。

　　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书法导报》和《书法报》分别于1998年11月25日和12月14日以《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发表了刘正成的答记者问。唐步田立即投书予以反驳。两家报社对唐步田的看法均表示赞同，但由于多种原因，稿件至今尚未发表。

　　唐步田在文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明此作品为赝品而非真迹：作品尺寸过大，且很多字的写法上与毛泽东书写习惯相悖，缺乏草书基本知识。更为关键的是，据史料记载，1962年4月20日，毛泽东书写了草书《七律·长征》赠与即将离任的卫士长李银桥，《光明日报》很快将此作品发表。后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将此作品从李银桥处借走观摹，“文革”中林铁家被抄，此作品遗失，至今尚无着落。唐步田以大量的事例证明“毛泽东从不重复自己，更不可能临摹前作”，但“赝品在总体章法与真迹几乎完全相同，字法也相当接近，这是它得以生存的两个重要条件。”“书法临摹的经验告诉我们，章法字法可以用技术手段获得，然而笔法墨法却是鲜活的生命和流动的血液，是灵魂的话语，是心手相应的功力，这是任何力量和手段也替代不了的。”

　　事实上，对此次“大展”中《七律·长征》“手迹”真实性表示怀疑的不只唐步田一个人。《青少年书法报》社长兼总编辑何昌贵先生在给唐步田的信中说“在全国各种报刊刊出毛主席手书《七律·长征》诗后，我反复看了很多遍，觉得不是真迹……这次看了苏华的文章(指《珠海特区报》记者所写报道——作者注)，您对毛体研究很深入，文中所指出的几点十分有道理”；专门从事毛泽东手迹研究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室副主任吴正裕先生给唐步田寄来了亲笔信认为“书展作品乃仿作，其模仿虽有一定功力，但尚未达到乱真的地步”；自1961年起就专门从事毛泽东、刘少奇手稿保管与研究工作的齐得平先生也表示“从登的照片上看，是有一点问题……我们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与此同时，全国不少书法爱好者也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此手稿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如上海的钱德意、郑州的刘炜东、合肥的邢振元、江阴的陈信雄等。

　　为了讨一个“说法”，1998年8月，唐步田又以“郑州市毛泽东书法研究会”的名义致函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领导对此事很重视，不久就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班子，具体委派当年保存毛泽东手迹的齐得平先生操办此事。但时至今日已过去三个多月，不知班子是否成立。对此，唐步田自有看法：“中央机关慢点就慢点儿，让下边吵吵吧，吵到相当程度再表态，我想这也不是个坏事儿。”

　　一边是权威的中国书协，一边是一位普通的毛体书法家，唐步田不少朋友好心地劝他不必过分认真，弄不好会惹上官司的。唐步田却不以为然：“说老实话，我心里不但不怯，倒是万马战犹酣！”

　　为什么呢？

　　我们从1998年8月唐步田给《中国书法》杂志社的函中可以找到他对此事紧盯不放的初衷：

　　“为了维护毛泽东书法艺术的尊严及其真实性和纯洁性，希望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和对广大读者负责的精神，把已然悖入现代书法史册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当作切入点，检讨当今书坛不遵循毛泽东为中国书法开辟的道路，不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当今书坛的指导，更不借鉴毛泽东在书法艺术方面的创作方法等等所造成的书法混乱状态，从而引导和推进中国书法艺术向着康的道路发展。”

　　关于发现此次大展《七律·长征》为赝品，有人认为唐步田因此要名声大噪了，可唐步田只淡淡地说：“我一点儿得意的劲儿也没有，我只是想告诉人家一声：你这个字错了。”

　　难道唐步田仅仅想告诉大家这些吗？在与唐老先生的交谈过程中，记者感觉到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唐步田自有自己的观点——

　　“中国书法要发展，就必须继承毛泽东的书法艺术”

　　“近些年，我对中国书法的现状，包括古典派、新古典派、现代派和学院派等主流派别进行了研究，他们都认为自己能代表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但我认为，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只有毛泽东能代表，因为他已经把中国书法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首先，他既继承传统，又不泥古。他的一生都在探索，他1912年的作品还很传统，但到他20来岁时的作品已有创新了。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毛泽东把书法艺术与革命实践的结合融入了一个高度完美的境界，直接反映着社会现实。

　　“毛泽东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深。他一辈子只搞了两样——一个是写诗，一个是写字。诗，可以在马背上哼成，字呢，他没有让人代笔的习惯，哪怕一个纸条也要亲自动手，所以书法在他的笔下是信手拈来，自成佳构。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是历代书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如果说，毛泽东的诗词是他革命精神的一种文学形象的话，他的字则是他革命精神的一种书法形象。

　　“毛泽东在红军时代题的字比较少，但抗日战争一开始，他题的就比较多了。就像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那样，战胜敌人要有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拿笔的军队。虽然当时在重庆也有爱国书法活动，但是间接的，像毛泽东一样直接用书法来表述的，还没有。他当时的作品像 ‘努力前进，打日本救中国’、‘一切为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论持久战’等，就是在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

　　“毛泽东的书法实践证明，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惟一源泉，躲到屋里搞拼贴、闭门造车是不行的。你看，去年的抗洪抢险，有很多美术作品对此都有反映，但书法作品没有！有人甚至提出，书法作品是没法反映现实的！我觉得社会生活包括一切，当然包括抗洪抢险。像这么大的事件，却没有书法作品来直接反映，但毛泽东就有。比如1955年3月31日的《长江日报》发表的毛泽东的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但是毛泽东的书法艺术现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国内一家颇有名气的书法报社的图书室竟没有收藏《毛泽东手书选集》(****题写书名、十卷本——作者注)；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编的“中国书学丛书”中的《现代中国书法史》，居然没提到毛泽东！为什么没呢？因为他们不喜欢毛泽东的字！为什么不喜欢毛泽东的书法呢？这和每个人的经历有关，不经历旧社会的黑暗，不感受新社会的光明，他们是难以理解毛泽东书法的真正内涵的。

　　“毛泽东全面继承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反映了伟大的革命思想，毛泽东书法不单是属于中国的，它更是属于世界的。他的字写这么好，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深厚的基础、高深的学养和伟大的胸怀所决定的。我认为，毛泽东把中国书法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书法要想发展，就必须继承毛泽东书法，之后才能追求新发展，否则就没有出路。”

　　唐步田的观点并非曲高和寡——早在70年代，已故日本书法文化联合会理事长西川宁先生所著《毛主席书法》一书中就指出“日本的有识之士一致认为，中国的新书法可能由毛主席开创。”

　　尾声

　　1995年9月，唐步田倡导成立了郑州市毛泽东书法研究会。尽管研究会面临的困难重重，但年逾花甲却精神矍铄的唐步田对此并不悲观，因为他相信，在他的身后，站着一大批和他一样喜爱毛泽东书法艺术的人们。正如他在毛泽东书法研究会筹建方案中所写的：

　　“在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书法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厚的书法遗产。毛泽东的各种手迹，反映了他所处的伟大变革时代的精神，表现了他的思想、情感、意志、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及其美学追求和美学理想。毛泽东书法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是近现代书坛的一座无与伦比的高峰。对毛泽东书法进行研究，充分认识其美学价值，了解其创作方法，确立其在中国书法史上应有的地位，这是社会主义书法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需要。”

　　“中国20世纪书法大展”过去已有年余，有关《七律·长征》真品、赝品的争论尚在继续。我们相信，中国书坛的这宗世纪悬案终会有真相大白之时；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毛泽东书法艺术的春天正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

三、毛泽东书法的艺术特色

基于以上对毛泽东书法的简要分析和对书法批评标准的概括，就不难探求毛泽东书法的艺术特色了。在探求毛泽东的书法艺术特色时，应该充分估量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他是一个既善于破坏旧世界，又善于建设新世界的人。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发现，他的书法艺术有三个巨大的支撑点：一个是他的创新精神，一个是他的天纵自然，一个是他的豪雄之气。他对传统的书法，钻得深，吃得透，心追手摹，独悟天机，得笔得气，吸取精华，自成机杼，不践古人。他对自己的书法，也不断的扬弃，日有所进，年有所改，壮有所行，老有所攻，求新求变，终生不疲。他胸纳万有，雄视古今，豪气鼓荡，真力弥漫，做天下第一人，作天下第一书。真可谓“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在这三个巨大的支撑点之上，让我们用以下八点来描摹他的书法艺术特色。

①    睿文精义，思逸神超；

②    天机颖异，灵动纵逸；

③    笔挟风涛，浑然无迹；

④    豪气倾海，神采射人；

⑤    意趣酣昂，变化万千；

⑥    点画坚浑，结体奇绝；

⑦    章法变贯，意新理妙；

⑧    力屈万夫，韵高千古。

众采百家    专擅一体

翻遍《毛泽东选集》，查遍其他的有关文献，还未发现毛泽东自己的有关书法的文章。在研究他的书法渊源时，只好从一些零星的材料探求。

在毛泽东身旁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陈秉忱回忆说：“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的笔迹来看，毛泽东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谨严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毛泽东仍时常阅览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等帖，一直带在身边）。……全国解放后，更多地阅览法帖，1949年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中间，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约有六百多种，看过的也近四百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贴，则是时常披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贴，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说：“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体的，写起来很有气魄。”

唯一能看到的毛泽东说自己书法的，是他1958年10月16日致他的秘书田家英的信：“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何，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毛泽东自己的手书，当然无可怀疑。陈、田二家的话，也应可信。因为陈、田二人跟随毛泽东多年，日月共度，晨昏相处，自然是最有发言权的。陈秉忱是清末山东金石大家陈介琪的曾孙，本身就是书画家。田家英聪慧好学，工作之余专事研究清代书画，造诣不浅。所以，他们都谙于书道，所作的回忆，不会是外行观景。但，考虑到毛泽东身居高位，是否也有不便道及的，也未可知。遵照毛泽东的信和陈、田二家的回忆，根据六十多年的传世书迹，试对毛泽东的书法师承情况作些探讨。毛泽东的书法，总的来说是以“二王”为指归，众采百家，取精用宏，化“他神”为“我神”，专精一体，卓然成家。早年，学魏碑，学颜真卿。1915年的《明耻篇》读后批语，是颜体。1918年的《夜学日志》，是魏碑体。1925年致国昌诸兄的信，是“大王”行书体。二十年代后半期到三十年代上半期，形势骤变，武装割据，环境恶劣，生活不定。只有极少书迹传世。三十年代的书迹最早是1936年11月2日致许德珩等教授的信。字势左斜放纵，已铸成他一生的字根。（字根是指字迹的根本韵律气象）

1940年大约是左斜字势的终结。

1941年大约是右斜字势的开始。

1940年2月7日为《中国工人》月刊写的发刊词，一律是左斜长瘦字势。

1941年5月所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草稿，则变成一律右斜长瘦字势了。但字根未变。

1941年后，虽战争环境恶劣而困苦，但总算安定了些（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这年以后似在学苏轼、学黄庭坚。大约有四、年之久。典型的例证是，1945年10月4日，致柳亚子的信，长枪大戟，字势险绝。但点画精到，真力弥满。大有苏黄气韵。1949年，是个繁忙而愉快的一年。取得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虽然千头万绪，但书道未偏。大约从这一年起，似在审视和品尝郑板桥的“怪”味。典型的书迹是：①手书章碣《春别》诗（掷下离殇指乱山）；②手书温庭筠《苏轼庙.》（苏武魂销汉使前）；③手书崔与之《水调歌头》（万里云间戌）；④手书萨都刺《满江红·金陵怀古》（六代豪华）。以上是手书的古代诗词，是供欣赏的书法。实际上，从1949年开始，在不供欣赏的私人书信里，郑板桥的书味也是很足的。1949年6月19日致宋庆龄的信中“专诚欢迎，以便就近”等字；1949年8月19日致江庸（翊云）的信中“时局发展甚快”等字。尤其是到了1950年3月14日致龙伯坚的信和致刘揆一的信，那就不仅是字形，就连章法行气，都可看到“板桥体”的影子。这时的书法长枪大戟没有了，变成了温厚灵动的面貌了。与此同时，在他的书法里出现了对草书的冲动。这种冲动，到了1954年就变成行动了。1954年以后他的字又骤然一变，变得遒美跌宕，刚气内藏了。这好象是取法王铎的结果。最能说明这一进程的，有三件书作：一是手书温庭筠《经五丈原》（铁马云雕共绝尘）；一是手书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折》（游艺中原）；一是手书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神龟虽寿）。除以上三件外，追摹王铎的书作很多，如手书王之涣《登鹳雀楼》、手书李白《将进酒》、手书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手书刘禹锡《听旧宫人穆氏唱歌》、手书崔护《题都城南庄》、手书李商隐《筹笔驿》、手书李商隐《马嵬》、手书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等。在私人书信中，典型的是1954年3月31日致彭石麟的信。在诗词中是1956年12月5日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在题词中是1958年题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等。学王铎后，使“提按起倒”、“顿挫转折”等笔法，日趋精熟。

但是，这些只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在他的书法活动中，并不是这样单纯、死板的。实际上，学书过程是一个神游书海，目览千帖，逐渐融通的过程。就是在他学王铎的同时，他又心摹手追张旭和怀素了。最早的例子是1956年12月29日致周谷城（东周）的信，已经是一片化机，满纸龙蛇了。这封信的书法，实际上是他攀登草书高峰的起跑线。这在他的书法艺术实践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个起跑线，是他走过了五十多年的书法道路之后，才到达的。他完全具备了起跑的资格和力量。环顾当时书坛，一片寂寞。攀登草书高峰，非他莫属了。因此，在起跑后，他于1958年10月16日致田家英的信，就公开表明了他誓攻草书的决心。从而，越过了王铎，直取张旭和怀素。学张旭的典型例子，是手书陆游《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字势连绵，一片烟云，中锋建骨，侧锋生姿，意笔相从，豪迈飞动。学怀素的书例，是手书李白《忆秦娥》（箫声咽），硬毫走笔，点画简约，连绵跌宕，雄奇超逸。当然，在书法韵味上，虽然各有所托，但不是截然分开的。从此以后，他手持长锋羊毫所书的精品，都是旭、素合一，化他神为我神的。

从以上简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书坛上的崛起，有他的主观条件：他天资聪绝，观察精到，神摹于心，命笔得韵。他竭力从历代碑帖中，汲取营养，学不纯师，有人有我，众采百家，专擅一体，最后达到造我神韵、有我无人的独到境界。

说到这里，我们对毛泽东的书法所以成功的研究，仅仅说了一半。还有另一半，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半任何一个巨人出现，任何一个巨人的成功和失败，归根结底，都不是他个人行为，而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是那个时代的抉择。毛泽东在中国现代书坛中崛起，不是他个人意志的结果，归根到底，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和选择，是我们这个时代造就的。毛泽东的书法道路，并不是在他自己选定的条件下走过的，而只能在他直接碰到的、现实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走过的。他从书法王国的传统中走来，他从时代的风云里走来。他又带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由传统积淀于他的个人特质，走进书法王国的殿堂，建造一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书法艺术丰碑。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服务人民

中国书法，是东方艺术的明珠，是东方艺术的灵魂，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作为艺术，中国书法，既是神秘的，又是公开的；既是高雅的，又是普及的。它是民族性的爱好。它是一种每个中国人，从童年时就培养起来的、共同的审美天性。书法，与其他艺术一样，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而这种反映，正是通过千百年来人民群众的创造和积累来实现的。所以书法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的艺术，最终还是要再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说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他这样说了，他也完全彻底地这样做了。他是人民的一员，他又是人民的代表。他是群众的领袖，他又是群众的朋友。他的书法艺术来自人民群众。他的书法又服务于人民群众。他非常珍惜延绵数千年的书法艺术遗产，如大量的历史碑帖、石刻等。他善于从传统文化和直接现实生活环境中，去寻找艺术进步和创新的源泉。他善于捕捉和把握人民群众的审美感觉和审美意识，把群众作为书法审美的主体，敢于把一切创作交给人民群众去检验。他凭借人民群众提供的历史舞台，施展才华，走笔留墨。他的书法作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所欣赏，在亿万人民中传播。他主张艺术家的历史责任，不仅要反映和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生活，还要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意识。通过文艺作品的媒介作用，使“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他也正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向人民群众提供新颖的、感染力强烈的书法作品，去增加他们的审美经验，扩大他们的审美经验，扩大他们的审美视野，从而使书法艺术成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形式之一。

当我们提到毛泽东书法人民性的时候，就不能不提到书法的实用性。

迄今为止，毛泽东传世的书法作品，据我们所见，大约有四百五十多件。计有各种题词二百多件，书信八十多件，自制诗词和手书古诗词一百四十多件，其他三十多件。其中，除了诗词书法外，都是实用书法，约占全部书作的三分之二。可见其实用书法数量之大。看来，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性和实用性的结合，非常重视艺术性和实用性的结合。他用他六十多年的书法活动和书法作品说明了这两个结合。书法艺术的特殊之处，就是它不能离开文字。离开文字的任何线条组合，都不是书法艺术。实用与审美，实用性与艺术性，实际上是书法美学的一对范畴，一对矛盾。表达意思，是实用，传达感情也是实用，“感到好看”就有用，有用就是实用。书法艺术来源于实用。书法艺术的发展动力是实用。书法艺术的最终检验尺度还是实用。书法离开了实用价值，就象书法离开了人民性一样，就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没死亡。

毛泽东书法真正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服务人民，那时在中国八亿人口中无论是牙牙学语的儿童还是耄耋老人都亲眼看到毛泽东的书法字迹，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等报刊杂志刊名，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就是在实用中产生，在实用中展开，在实用中提高，在实用中与历史合，在实用中呼吸时代气息，在实用中与人民群众联络，在实用中实现艺术性与实用性的高度统一，在实用中达到书法艺术之巅。“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艺术性，并不亚于“小小寰球”、“人生易老天难老”等诗词。而“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的实用性，也不小于“向雷锋同志学习”、“一定要根治海河”等题词。艺术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统一，这就是毛泽东书法艺术，又一特色。这也是毛泽东比历代任何一个书法家的都伟大和高明之处，是毛泽东以书法艺术的形式对我们这个英雄时代的杰出贡献。

           一代宗匠   书法大师

   毛泽东，在中国现代书法中应处于什么地位，这要从书法的本质和本位说起。

中国书法的本质是什么？中国书法的本位是什么呢？唐代书法理论大家孙过庭在《书谱》中说：“情动形言，取会风sao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又说：“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随其性欲，便以为姿”。他既阐明了书法是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更揭示了书法的本质，书法美学的哲理、“情动形言，取会风sao”，这是中国书法的箴言。书魂就是sao魂。   中国书法的书体，经过几千年的嬗变，排列成了这样的序列：篆、隶，楷、行、草。这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创造，这也不是无序的偶合，这是中国经济运行在各个阶段的产物，是中国文字形体的发展规律。

草书，是最末的一位，但又是最高的一位。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一文中说到唐代草圣张旭的书法：“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

韩愈说的不仅是张旭的书法，而且是揭示了草书（当然包括整个书法）的本质。由此可见：“中国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宗白华《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

中国书法艺术所传达的，正是这种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心理秩序结构与外在宇宙（包括社会）秩序结构直接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奏的伟大生命之歌。书法艺术是审美领域内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的直接统一的一种典型代表。以上的论述，揭示了这样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中国书法的本位，就是草书。换句话说：草书在书法艺术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皇冠，狂草则是这个皇冠上的明珠。谁攻下了草书，谁就登上了中国书法的巅峰，谁就是大师，谁就是一代宗匠！因此，在中国书史上，只有擅长草书者，可称为“圣”。未见工于其他书体而称圣的，这不是历史的疏忽，这正是历史的严格和公允。汉末张芝称为“草圣”。晋代王羲之称为“书圣”。唐代书家林立，但称上“草圣”的只有张旭一人。而与张旭齐名的，仅狂僧怀素而已。宋以后称一代大家的莫不以擅草而名世。清初书家翁方纲，虽然他自己不事草书，但他提出了“世间无物非草书”的书法本位的命题。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说：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致田家英的信，在当时书坛，乃至今天的书坛，具有多么大的震撼力量，具有多么大的书法美学意义。真是振聋发聩，灵犀一点。这封信也表明了毛泽东在书法道路上盘桓了五十年之后的主攻方向和决心，成为他攀登书法之巅的宣言书。

由此，也可以很清楚地说：毛泽东以他晚年的草书成就（1960—1966），已经登上了书法艺术的巅峰，摘取了中国书法王国里的皇冠，足堪称为一代大师，一代宗匠，一代旗手。

    我们无意去贬低近百年来的几十位书法高手，但能进入草书的也仅是二、三人而已。而这二、三人的草书器局比之毛泽东来，相差甚远。或者可雁行者，谁与？

故曰：毛泽东是天下第一人，毛泽东的书法是天下第一书。信然哉！

中国书法”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彩的奇葩

甘肃省临夏监狱   马占禄

书法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今天仍生机勃勃。书法精品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蕴自然的性灵、溢美的芬芳、凝智的妙趣，人们在欣赏中可以得到审美的享受、哲思的启迪、心灵的美化。

名言警句书法观山书法作品《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作品来源：【集雅斋字画商城】

【作品解析】：《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出自春秋·老聃《老子》第六十四章。这两句大意是：谨慎地做到最终，就像开始时一样，就不会有失败和差错。办任何事情，自始至终都应慎之又慎，这样才不会出现差错。大凡人们办事时，容易虎头蛇尾，开始时认真﹑细致、谨慎、严肃，久后则是敷衍、马虎、粗心、草率，这样，往往办不好事情。

年轻人自勉应该挂什么字?此幅作品挂在家中客厅里或书法里，寓意深刻，时刻提醒自己为人处世要小心谨慎。另外此作品观赏价值极高，可用于收藏，增值空间无限，推荐选购!

一、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承

中国书法的历史与民族特点，赋予了她自身的历史使命，孕育了中国文化载体的使命，承传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字体都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以甲骨文演变到石鼓文到金文(钟鼎文)演变到大篆、小篆，再到隶书，到东汉魏晋时代长草，至后来的楷书，行书，一直都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自秦统一文字以来，中国文字才逐渐走上了发展道路，对汉字的简化、整理及规范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汉代，隶书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汉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加快。由隶书到章草，再到唐代的狂草，唐代繁荣与开放的文化，使汉字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隶书与草书结合形成楷书(真书)，楷书与草书之间形成行书。书法的运用越来越书写流畅、用笔灵活，中国汉字的表现形式的日趋多样成熟。

中国的汉字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字不同，每一个字都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字的风格，中国的汉字每一个都表达有内容，而且富有哲理性，形象浪漫而多彩，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的结晶。克林顿曾说过：“美国的实力虽然超过中国100年，但美国却永远也没有中国一样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华民族优秀的汉字文化当之无愧成为世界文化领域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无数文化先贤传承和发展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中国书法艺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书法前辈们为我们留下了浩瀚的书法艺术瑰宝、知识和经验，是我们宝贵的精神和文化的财富，我们需不负重任，在继承这个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辉煌。

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书法”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所以说中国书法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是人类最伟大的艺术瑰宝之一。中国书法犹如世界文化领域的一颗璀璨明珠熠熠生辉。

国家一级美术师张林东毛体书法作品《长征》作品来源：【集雅斋字画商城】

【作品解析】：《七律·长征》是一首七言律诗，选自《毛泽东诗词集》，这首诗写于1935年10月，当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越过岷山，长征即将结束。作为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在经受了无数次考验后，如今，曙光在前，胜利在望，他心潮澎湃，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

国家一级书法师张林东老师这幅毛体书法作品《七律·长征》，笔法苍劲，气势浑厚，这首诗在张林东老师的笔下，此诗更加富有雄奇壮丽之观，笔势雄健，气势磅礴，将毛主席的战斗豪情与雄心壮志表现得淋漓尽致。将此幅书法作品挂至家中客厅、书房或者领导办公室、酒店、茶楼等场合都非常经典，不仅可以借此来展现自己内心的壮志，同时也可为空间增添一种独特的艺术气息。另外，张林东老师作为国家一级书法师、国礼书画家，其作品具备极高的收藏价值，装饰、送礼之余，兼做收藏也是非常合适的。

二、中国书法正日益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练习书法能丰富自己的头脑，提高整体修养，养浩然之气，积渊博之才，得天地灵性，纳万物菁华，妙发灵机，创物我同心的大境。

（1）、字是“门面”，一手好字，受益一生。

书法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学书法最基本的活动是写字，而写字首要的目的是为了记事和交流感情，起码的要求是把字写得规范、整洁、清楚，使人看了乐于接受，如果把字写得杂乱无章，甚至随心所欲，胡乱造字，读者如释“天书”，无法辨认，就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

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今社会，写得一手漂亮的字，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都会给人留下好的印象，增强自信心。

（2）、书法可以修身养性。

学书法能使人变“静”，培养人的专心、细心、耐心和毅力等优秀品质，从而提高人的整体素质――这是其它学科无法替代的。常言道：宁静致远，静能生智。当一个人的心灵处于宁静状态时，其思维质量和办事效率是最高的，考试答题更是思路清晰，汨汨而出；反之则心浮气躁、思绪混乱或语无伦次。

（3）、书法可陶冶情操。

书法的内在规律决定了习书的严肃性。这就要求习书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状态，以高度的学习热情，俨然诚恳的态度来对待；必须勤奋不息，孜孜不倦；必须加强修养，拓宽意境；必须丰富学识，博古通今，否则必将一事无成。

（3）书法有益健康。

书法艺术不仅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还是养生保健的有效方法。医学专家研究结论表明，在可使人长寿的二十种职业中，书法名列榜首。

写字是一种高雅的艺术爱好，能使人在挥毫中自得其乐。人在写字时“不思声色，不思得失，不思荣辱，心无烦恼，形无劳倦”，使躯体和精神放松，对肌体起到调节、修复等作用，可推迟或延缓脑的老化。

（4）、学书法，能提高学习成绩。

字写得好，可以增强自信心，激发学习兴趣，从而带动其它学科成绩的提高。考试的卷面印象分可能会左右着人的一生。如果因为写字差的原因每科被扣掉一分，总分就比别人少六、七分，语文的作文书写印象分可能相差就更大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差一分，档次可能就要降一等！

近来，有人利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书法对个人身心反应有何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论大人或小孩，在写书法期间，他们的心跳速率及指头的脉冲均减慢，表示出他们渐渐的进入身心和谐平静的境界，让孩子从小学习书法艺术，对孩子的身心培养是很有裨益                                                                                                                                                                                                                                                                                

【作品解析】：此幅《沁园春·雪》是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名篇，上阕描写的是乍暖还寒的北国雪景，展现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下阕是毛主席对祖国山河的壮丽而感叹，抒发了主席伟大的抱负及胸怀。 此幅作品用行书的手法行云流水般地书写出了诗词的那种气势和气魄，书法笔法流畅而不失变化。此幅作品适合挂在企业公司等场所，尤其是会客厅或领导级别的办公室里，不仅提升公司的品位，更能彰显领导者雄伟的报负及胸怀。

综合中国书法艺术，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独创的一种艺术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是“国粹”，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习近平讲，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接力努力。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优秀文化，特别是包含其中的传统美德。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她不仅为中国人民留下无数精湛的艺术珍品，也为世界文化发展和谐进步起到发扬光大的作用。中国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以优秀的精神文化、传播到海内外，成为世界的“国粹”。当今，中国书法家承载着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使命，而且要承担新一代书法艺术家的历史重任。 

从五大原理看毛泽东书法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

甘肃临夏    马占禄

　　今年，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新中国的创建立下的丰功伟绩，为成功开辟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做出的杰出贡献，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永远彪炳史册。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可以从以下五大原理来审视。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原理来审视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恰好是马列主义面临新挑战新机遇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反抗。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殖民地、瓜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是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新觉醒，孕育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于时代变迁，这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已不再必然地同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相联系，而是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同盟军。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如何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体系，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成功，为广大民族独立国家树立了榜样，也使马列主义有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成功实践，并且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这一探索，并非一帆风顺，遭遇了党内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马列主义理论教条化的严重阻碍。因而，毛泽东的探索过程，既是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实践、独立自主地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的过程，也是从各种思想僵化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不但以一系列独创性的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认知。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键在于运用、关键在于实践的思想。实践出真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家时说过：我们所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二是马克思主义要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从1930年5月写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开始，就强调要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道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在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又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思想不但影响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都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更是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毛泽东还强调：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也要放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上述新认识，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反复得到的，由此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因此而言，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辟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中三个活的灵魂的奠基人。

　　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原理来审视

　??毛泽东时代是科学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极其重要的一环。在以下几个方面，毛泽东的探索都是前无古人的。

　　一是成功解决了一个东方农业大国如何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而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冒了巨大的政治风险。首先遇到的就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应当放在中心城市还是放在广大农村。毛泽东是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才走上了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接着就遇到了中国革命扎根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建立人民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问题。是把党的水准降低到农民意识的水准上，还是使其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农民意识而提高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水平之上，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建党”的实质。这件事经过了从红四军七大前后到九大最终形成“古田会议决议案”才得以实现。毛泽东将这一决议案的最主要的部分命名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由此形成了建党纲领和建军纲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总结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精心培育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解放战争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的决战时刻，毛泽东还总结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土地革命总路线，系统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为新中国的诞生绘制了完整的蓝图。

　　二是成功解决了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国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而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时候，毛泽东面临着两大历史传统：一个来自苏联。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是采取“一举进入”的方式，对于工业是一举实现国有化，对于农业是一举实行土地国有化，消灭富农经济，普遍建立集体农庄。这种实践，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极大。另一个来自中国自身。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完全有可能通过“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的。然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没有“不流血的革命”的先例。如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以最低限度的避免社会震荡、避免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的方式取得成功？这条道路最终走通了。正如毛泽东在1956年1月指出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三是对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其成功为最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其失误也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毛泽东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本质来说，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此之前的现代化道路无外乎两种类型。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另一种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这条道路也有严重的弊端。毛泽东看到了这些问题，因此着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专门有一部分是探讨“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他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农业国里，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他还特别强调：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遗憾的是，后来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思路来办，而是走了曲折艰难的道路。但就提出这一思想本身来说，已是前无古人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创新上有三大突破：一是突破社会主义无矛盾、无冲突的思想框框，形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二是突破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重轻农为序的思想框框，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以农轻重为序、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两条腿走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三是突破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以苏联为中心的思想框框，形成独立自主地搞建设、独立自主地搞国防、独立自主地搞尖端技术、独立自主地搞外交、独立自主地进行道路探索的思想。

　　总之，毛泽东是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成功实践的第一人。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的原理来审视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20世纪推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的三位伟人之一。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站在时代前列，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希望推动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列强侵略，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然而，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毛泽东将其继承下来，并且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革命道路。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和事业，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的巨大历史进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亘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也出现过严重失误。一个是发动“大跃进”，犯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错误，另一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背离经济建设中心的错误。尽管毛泽东的动机是要更好更快地推进现代化建设，是要确保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但是由于主观严重脱离实际，结果事与愿违。彻底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康庄大道的历史重任，就落在了邓小平肩上。

　　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一方面，他亲自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避免了中国重蹈苏联全盘否定自己历史的覆辙；另一方面，他又继续毛泽东开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事业。经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接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活力，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梦为全世界所瞩目。

　　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原理来审视

　　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集大成者，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整理中华文明的第一人，解决了中华文明发展在近代以来面临的困境问题：既要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又要使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得以保留和传承。在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成功之路，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获得了新生。这一点，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实现，孙中山同样未能实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手们没有实现，只有毛泽东实现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讲这番话的同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千古命题。可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以其独具一格的诗词艺术和书法艺术，将古老的诗词书法这种表现形式同丰富的时代内涵高度融合为一体，为世人树立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典范。

　　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原理来审视

　　毛泽东的许多探索具有广泛的国际性。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激励着广大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国家走独立解放之后自主发展道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冲破美苏冷战格局的束缚和阻碍形成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作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身处于旧殖民体系解体、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成为世界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的时代。他始终对亚非拉美国家和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在新中国国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仍然对亚非拉美的穷朋友们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使得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正因如此，当中国高举起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旗帜时，很快就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找到了战略支持，并在它们的积极支持下，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1年重新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

不仅如此，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走出来，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件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围绕200海里经济权和石油生产国定价权而开展的捍卫发展中国家经济权益的斗争，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斗争进一步发展为争取和捍卫经济发展权的斗争，促使整个世界朝着和平发展的方向进步。正是在这样孕育着深刻变动的国际背景下，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从而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以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为支撑、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战略理论。这是毛泽东对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作的巨大贡献。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平等性的追求，尽管其中存在着某些历史的局限，其积极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也曾经对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但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有着积极作用，而且对整个世界思潮中赢得独立、捍卫主权、争取平等的理念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起了极大的推动与示范的作用。迄今为止，国际上为了构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公正的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远没有结束，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仍具有极大的生命力、影响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为中华民族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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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魅力无穷光芒四射的毛泽东书法艺术

                甘肃临夏 马占禄

书法，是最具“中国特色”之艺术。虽只有简单的黑白二色，却暗合阴阳相生之理，内蕴无穷之变化。流连其间，如行山**上，令人目不暇接。书法，又是最具个性之艺术。清代刘熙载认为：“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70页)那些美不胜收的线条，其实是书法家内在素质之外化，因而千人千面，各不相同。书法，还是最为大众化之艺术。它与识字相伴而生，几乎每位识字者都学习过书法，因而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诸如此类，都是书法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数千年来，中国的书法艺术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了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等书体，并涌现出了许多自成流派的书法艺术大师。毛泽东即是众多书法艺术明星中最耀眼夺目的一颗。毛泽东一生里对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感情，无论是在马背之上，还是在陕北窑洞的灯光之下，抑或是他进城坐定菊香书屋之后，他都对书法情有独钟，如痴如醉。毛泽东在广采博收的基础上，冶百家于一炉而又自出新意，终于形成了独具个性、傲视古今之“毛体”书法。

毛泽东的书法，汪洋恣肆、率真自然！毛泽东的书法，千变万化、鬼神莫测！毛泽东的书法，力屈万夫、气吞日月！

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之所以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并非是纯艺术技巧使然。单就艺术技巧而言，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也颇有可批评之处，然而，就其盈于点画之间的气势而言，却令无数书法大家竞折腰。毛泽东书法的艺术魅力，是与他那伟人的人格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表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毛泽东是一位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即胸怀大志。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一首诗赠给他父亲，表达了他不甘庸碌、立誓成才的志向。诗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他在湘乡县和省会长沙求学时期，在一些进步老师的影响下，逐步树立了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宏伟志向，并努力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寻求真理。自从他于1920年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的革命信仰就再也没有改变。比如，二战时期，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他的一些正确意见不被大家所理解，曾不断受到错误的打压，但他不分裂，不出走，而是相忍为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如一。

其次，毛泽东是一位经历非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自参加革命以来，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和生死考验，但他总能化险为夷，革命历程极富传奇色彩。比如1927年9月初，34岁的毛泽东在湘赣边界被国民党民团所俘，又在押送途中机智脱险。这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

其三，毛泽东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比如，还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便看到了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提出有了东北我们就有了胜利的基础，为解放战争抢占东北争取了时间。此外，毛泽东在指挥作战方面的谋局布阵，也充分显示了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如刘邓直出大别山，对三大战役的部署与指挥等，都是大谋略、大手笔，很难有人可以匹敌。

其四，毛泽东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他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维为指导，对中国思维方式进行了变革和改造，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与中国优良思维传统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中国化和中国思维方式现代化，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五，毛泽东是一位热情浪漫的诗人。诗坛盟主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是：“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毛泽东治理军国大事之外，业余爱好写点诗词，但也足已称得上是泰山北斗。毛泽东的诗词热情奔放、大气磅礴，性格浪漫、想象丰富，即便放在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长河中比较，也堪称一绝。

最后，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毛泽东的人民情怀。在毛泽东毕生的伟大革命理论和伟大革命的实践中，始终贯彻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与人民的感情，水**融、感人肺腑，因而深受广大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总之，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经历、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哲学家的深邃思想、诗人的热情浪漫、领袖的人民情怀，共同铸就了毛泽东那魅力无穷的独特个性和崇高品格。正是这种独特个性和崇高品格，使他的书法作品自然地流露出一股雄强超迈、浩然无匹之气势，这是那些在书斋里成长起来的书法家永远难以企及的。

毛泽东书法的艺术魅力，与他伟大的人格魅力一样，将会超越历史与时空而与日月同辉，万古长存。

  书法巨匠-----毛泽东

                       甘肃省临夏    马占禄

 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的形象盖过了其他的一切，或者说，他在其他方面的造诣，与他伟人形象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他精书法，是中国当代的书法巨匠,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

 毛泽东的书法采千古之遗韵，熔百家于一炉，龙蛇飞舞，俏俊飘逸，大气磅礴，豪放酣畅。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家。8岁进私塾，对毛笔字的书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自此与翰墨结下不解之缘而成为当代书法巨匠。早期的书法艺术即得力于钟王，在汉魏、隋碑、章草、晋唐楷书等前人碑帖的基础上下了较深的功夫，为他一生的书法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在指挥中国革命各个战略阶段之余，一直不忘他的书法实践，时常披览碑帖，从江西根据地到延安，毛泽东身边别无长物，却一直把晋唐小楷等他阅读临写过的法帖带在身边。他的书法成就在于狂草，来源于张旭、怀素。 中年以后，形成了独到的个人风格：汪洋恣肆，跌宕起伏，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他的字，既充满激*情，又有理性。看他的草书，视线不由自主地受到牵引，随着他草书的线条、用笔，时紧时密，时快时慢。笼罩在他草书制造的“气场”中，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被他伟人风范所吸引一样。

    研究毛泽东书法的李树庭先生最早在互联网上推出《书家毛泽东》，展开对毛泽东的书法实践.书法风格.书体演进.书法形式,以及他作为书法家的知识基础等进行了多侧面的透视和探讨，以翔实可靠的资料和较厚实的书法理论，自然流畅的文笔和朴实清新的观点，并附以不可多见的毛泽东手迹 ,为读者展现出毛泽东书法的形成.发展的纵向轨迹和横向风貌。本页制作也参考了李树庭先生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向李树庭先生表示诚挚谢意。

附录：《毛泽东与书法艺术》 
转自新华网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感情，书法是他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年轻的时候起，毛泽东便在书法领域耕耘和求索，至老而不倦。

    1910年毛泽东考入湘乡东山书院（东山高等小学堂），他常临摹王羲之《十七帖》和学院附近东台山凤凰寺所藏清代湘乡书法家萧礼容碑，字字写得很有功力，尤以 
草书为精妙。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有一句口头禅：“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厖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

    现在还保存着的一张毛泽东还书的便条，是他16岁时写的，用笔严谨，而又有开拓，可知那时他已有相当功底。他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后，作了一篇文章，叫《宋襄公论》。国文教师谭咏春阅卷时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视全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这个年轻人确似有“仙骨”，文章固然可取，又用楷书写就，工整秀丽，故当时师生们誉他的文和字为同学中之“两绝”。现在还保留着的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写的一篇作文的手迹，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用的也是丝毫不苟的小楷，一气呵成，笔笔遒劲。

    1913年10－12月，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留下了一本笔记。前11页是手抄的《离sao》和《九歌》，后36页冠名《讲堂录》。从这些墨迹看，这个时期，毛泽东深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既潇洒飘逸，神采飞扬，又古拙可爱，质朴自然。

    战地喜获《三希堂》

    1927年11月，毛泽东上井冈山，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创办了第一个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笔墨纸张比较缺乏，有一次，一个学员提出用柳枝烧成炭可以写字，毛泽东在青石板上试了试，软硬适度，写出来的字还挺清晰。毛泽东满意地说：“倒真像墨笔哩！”他说，“敌人越是封锁，大家的办法就越多。看，封锁得同志们用木炭树枝当笔，在地上、石板上、沙滩上写字。这种笔墨纸张是用不完的。”

    毛泽东走到哪里都在研究学习书法。红军时期他率部转战到贵州遵义县北娄山关时，见一石碑，上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便问陈昌奉等：“娄山关刻碑干什么？”许多人回答不出，他便解释说：“关乃要塞重地也，是出入的通道，常以碑柱碑石为界，区分和标志地名。”之后，他向大家介绍了“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特点和价值。他赞扬这三个字写得苍劲，像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工匠石刻也非常精美。他还反复揣摩，不断用手在笔画上临摹运笔走势，不时感叹：“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这碑又修建于何代。”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一套晋唐小楷一直带在毛泽东身边。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写字，并且经常阅览法帖。当时延安的老百姓知道毛泽东喜欢写毛笔字，为表示对他的敬意，特地用一块古砖刻磨成一方砚石，送给毛泽东。可惜，这方砚台在后来转移时丢失了。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书法创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以行草为主，用笔恣肆，刚劲挺拔，大气磅礴，形成了个人的独特风格。

    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一位青年作家奔赴延安的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得四册名著及《石索》、《三希堂法帖》各两卷，如获至宝。他不辞辛苦，带到了延安。一天，素有“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和那位青年作家谈得投机，便引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见如故，殷勤款待。青年作家感动不已，便将自己挎包中那辛辛苦苦背到延安的“宝贝”一股脑儿掏了出来，欲赠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不料一旁的朱光手疾眼快，一把将书夺了过去。“见面分一半！”朱光面无愧色。“谁说应该归你？厖”两人互不相让。青年作家连忙调停，结果是平分秋色。毛泽东得到了两册名著和《三希堂法帖》。

    博览群帖取精华

    在毛泽东丰泽园故居的书房里，至今仍然存有毛泽东读过的大量字帖和书籍。其中有规整秀丽、形意翩翩的汉代隶书，又有妍美流畅的“二王”法帖；有厚重雄劲、气势磅礴的楷书墨迹，也有逸势奇壮、应手万变的“狂草”，还有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的宋徽宗“瘦金体”法帖；不但有中国历代名家的墨迹、法帖、碑文拓片，还有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著作。因此，毛泽东可以说是“神游书海目览千帖。”

    1949年，毛泽东阅读法帖更多更勤了。二十来年的时间里，他读过的帖约有近四百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是他时常披阅的。他在访苏的短暂而紧张的日子里，也未忘随身带几本《三希堂法帖》。《三希堂法帖》为清乾隆时期搜集刻印。乾隆皇帝得到晋书法家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鹮《伯远帖》珍贵墨迹三种，很是欢喜，名其收藏处为“三希堂”。乾隆将这三种法帖与内府收藏的自魏晋至明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三百四十余件，各种题跋二百余件，汇集刻印，而以《三希堂法帖》命名。这是我国一部书法巨制。1958年，毛泽东请田家英向故宫博物院“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其中就有《三希堂法帖》。

    毛泽东读帖不重版本是否珍贵，而着眼于分析各家的长短，体其风貌，察其用笔、结构、章法等，吸取其精髓，以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中，毛泽东最喜爱的是草书。而在草书中，毛泽东又最喜欢怀素。毛泽东对怀素的《自叙贴》、《论书帖》、《苦笋贴》等百读不厌，爱不释手。1974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了他。亲切交谈之后，还特地赠送给他一本自己喜爱的《怀素自叙帖真迹》，大平正芳十分高兴。

    如果拿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的《自叙帖》相比，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很多字不但形似，而且神似。田家英就认为：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相同的地方：一是笔画都较细圆；二是字形都较大；三是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迤、翩翩恣肆的写法；四是“神”上很相似。毛泽东热爱怀素的狂草，但他又不拘泥于此，勇于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家的“毛体”，正如他常对秘书所说的那样：“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或是某人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    毛泽东书法的造诣，固然是他转益多师的结果，同时也和他善于从生活中吸取美的营养分不开。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一诗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厖。”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与朱光等人说过：杜甫这段话说出了舞蹈、戏剧等艺术与书法艺术相通，是至理名言。那时毛泽东曾表示想看朱光表演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以便用戏剧艺术来丰富自己的书法。

　　骨神兼备成一家

    毛泽东的著作甚丰，惟对书法艺术的见解，却没有专门论述，因而无法窥其见解的全貌。但从一些片言只语中，还是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

    一、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他说：“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

    二、字要骨神兼备。他指出：“人有像貌、筋骨、精神，字也有像貌、筋骨、神韵。”因此，临帖，“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他说，“字和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就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所谓筋骨，是字的形貌、气势和力量；所谓灵魂，是字的内质、神韵。古人的字，一般地说，北碑尚骨，南帖尚神。毛泽东则主张骨神兼备。

    三、既广采博取，又独具风格。毛泽东说：“学字要有帖，学好后要发挥。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

    这些书法理论，是毛泽东从借鉴古人的经验和总结自己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毛泽东书法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年时代可谓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多为楷书，字体工而有力，有些写得特别工整。

    1921年到1949年，可谓第二阶段。在建党初期，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他运筹帷幄，为使机要人员传达准确迅速无误，他起草的文电多是行（书）而不是草。三十年代字体清秀，字形略长，上下自左向右略有倾斜。1941年以后变为自右向左略有倾斜，如1941年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及其前后起草的大量文电等。

    1949年进北京以后，可谓第三阶段。这时，情况变了，条件好了，毛泽东除起草公务活动的文电外，还写了一千多封回复亲朋故旧和素不相识的群众的信。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字越写越好，越写越草。然而，他的复信是视对象而别的，给高级民主人士、老先生、科学家、教授等的书信多为草书，有些写得非常之草；反之，对文化程度低的人，字都写得比较清楚工整。

    毛泽东的书体，从学生时代到五六十年代有很大变化，这和笔有关系。新笔写的字笔锋更明显更突出。但主要还是他的功力和字体有变化。要观察毛泽东字体的变化，除从总体上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看他的签名。1943年以前“毛泽东”的“毛”字一般都是从上面下来，再这么一转，一笔写成。1943年以后，“毛”字写成四笔，先点三点，然后再竖弯勾。到1948年、1949年，又变了，从1948年2月他修改中央一个文件时写的几封信到1949年9月给宋庆龄或任弼时的信，“毛泽东”三个字中，“毛”字变化不大，“泽东”二字变化则很大。

    50年代以后，毛泽东的字变得非常之好看，这和他那时的练字有关系。

    进城以后，毛泽东的工作虽仍然十分繁忙，但客观条件比进城前好多了，可以看到历代书法家的碑帖，当时中办秘书室的陈秉忱就专门为毛泽东购买书籍、收集字帖，收有各种碑帖数百部。50年代毛泽东休息时书写了数百首古诗词，一首诗往往书写五六次，六七次，甚至十来次。他作诗词也多是书写许多次，且多为草书。毛泽东的书法最好的时期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例如他书写的诗词，给华罗庚、章士钊的信件等，都非常之美。有一位朋友对我说，看毛泽东手迹是一种享受，看过后还是想看，每看一遍都受启发。毛泽东成了深受读者喜爱的现代书法家。

  书法巨匠-----毛泽东

                       甘肃省临夏    马占禄

 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的形象盖过了其他的一切，或者说，他在其他方面的造诣，与他伟人形象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他精书法，是中国当代的书法巨匠,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

 毛泽东的书法采千古之遗韵，熔百家于一炉，龙蛇飞舞，俏俊飘逸，大气磅礴，豪放酣畅。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家。8岁进私塾，对毛笔字的书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自此与翰墨结下不解之缘而成为当代书法巨匠。早期的书法艺术即得力于钟王，在汉魏、隋碑、章草、晋唐楷书等前人碑帖的基础上下了较深的功夫，为他一生的书法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在指挥中国革命各个战略阶段之余，一直不忘他的书法实践，时常披览碑帖，从江西根据地到延安，毛泽东身边别无长物，却一直把晋唐小楷等他阅读临写过的法帖带在身边。他的书法成就在于狂草，来源于张旭、怀素。 中年以后，形成了独到的个人风格：汪洋恣肆，跌宕起伏，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他的字，既充满激*情，又有理性。看他的草书，视线不由自主地受到牵引，随着他草书的线条、用笔，时紧时密，时快时慢。笼罩在他草书制造的“气场”中，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被他伟人风范所吸引一样。

    研究毛泽东书法的李树庭先生最早在互联网上推出《书家毛泽东》，展开对毛泽东的书法实践.书法风格.书体演进.书法形式,以及他作为书法家的知识基础等进行了多侧面的透视和探讨，以翔实可靠的资料和较厚实的书法理论，自然流畅的文笔和朴实清新的观点，并附以不可多见的毛泽东手迹 ,为读者展现出毛泽东书法的形成.发展的纵向轨迹和横向风貌。本页制作也参考了李树庭先生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向李树庭先生表示诚挚谢意。

附录：《毛泽东与书法艺术》 
转自新华网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感情，书法是他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年轻的时候起，毛泽东便在书法领域耕耘和求索，至老而不倦。

    1910年毛泽东考入湘乡东山书院（东山高等小学堂），他常临摹王羲之《十七帖》和学院附近东台山凤凰寺所藏清代湘乡书法家萧礼容碑，字字写得很有功力，尤以 
草书为精妙。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有一句口头禅：“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厖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

    现在还保存着的一张毛泽东还书的便条，是他16岁时写的，用笔严谨，而又有开拓，可知那时他已有相当功底。他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后，作了一篇文章，叫《宋襄公论》。国文教师谭咏春阅卷时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视全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这个年轻人确似有“仙骨”，文章固然可取，又用楷书写就，工整秀丽，故当时师生们誉他的文和字为同学中之“两绝”。现在还保留着的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写的一篇作文的手迹，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用的也是丝毫不苟的小楷，一气呵成，笔笔遒劲。

    1913年10－12月，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留下了一本笔记。前11页是手抄的《离sao》和《九歌》，后36页冠名《讲堂录》。从这些墨迹看，这个时期，毛泽东深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既潇洒飘逸，神采飞扬，又古拙可爱，质朴自然。

    战地喜获《三希堂》

    1927年11月，毛泽东上井冈山，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创办了第一个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笔墨纸张比较缺乏，有一次，一个学员提出用柳枝烧成炭可以写字，毛泽东在青石板上试了试，软硬适度，写出来的字还挺清晰。毛泽东满意地说：“倒真像墨笔哩！”他说，“敌人越是封锁，大家的办法就越多。看，封锁得同志们用木炭树枝当笔，在地上、石板上、沙滩上写字。这种笔墨纸张是用不完的。”

    毛泽东走到哪里都在研究学习书法。红军时期他率部转战到贵州遵义县北娄山关时，见一石碑，上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便问陈昌奉等：“娄山关刻碑干什么？”许多人回答不出，他便解释说：“关乃要塞重地也，是出入的通道，常以碑柱碑石为界，区分和标志地名。”之后，他向大家介绍了“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特点和价值。他赞扬这三个字写得苍劲，像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工匠石刻也非常精美。他还反复揣摩，不断用手在笔画上临摹运笔走势，不时感叹：“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这碑又修建于何代。”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一套晋唐小楷一直带在毛泽东身边。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写字，并且经常阅览法帖。当时延安的老百姓知道毛泽东喜欢写毛笔字，为表示对他的敬意，特地用一块古砖刻磨成一方砚石，送给毛泽东。可惜，这方砚台在后来转移时丢失了。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书法创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以行草为主，用笔恣肆，刚劲挺拔，大气磅礴，形成了个人的独特风格。

    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一位青年作家奔赴延安的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得四册名著及《石索》、《三希堂法帖》各两卷，如获至宝。他不辞辛苦，带到了延安。一天，素有“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和那位青年作家谈得投机，便引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见如故，殷勤款待。青年作家感动不已，便将自己挎包中那辛辛苦苦背到延安的“宝贝”一股脑儿掏了出来，欲赠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不料一旁的朱光手疾眼快，一把将书夺了过去。“见面分一半！”朱光面无愧色。“谁说应该归你？厖”两人互不相让。青年作家连忙调停，结果是平分秋色。毛泽东得到了两册名著和《三希堂法帖》。

    博览群帖取精华

    在毛泽东丰泽园故居的书房里，至今仍然存有毛泽东读过的大量字帖和书籍。其中有规整秀丽、形意翩翩的汉代隶书，又有妍美流畅的“二王”法帖；有厚重雄劲、气势磅礴的楷书墨迹，也有逸势奇壮、应手万变的“狂草”，还有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的宋徽宗“瘦金体”法帖；不但有中国历代名家的墨迹、法帖、碑文拓片，还有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著作。因此，毛泽东可以说是“神游书海目览千帖。”

    1949年，毛泽东阅读法帖更多更勤了。二十来年的时间里，他读过的帖约有近四百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是他时常披阅的。他在访苏的短暂而紧张的日子里，也未忘随身带几本《三希堂法帖》。《三希堂法帖》为清乾隆时期搜集刻印。乾隆皇帝得到晋书法家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鹮《伯远帖》珍贵墨迹三种，很是欢喜，名其收藏处为“三希堂”。乾隆将这三种法帖与内府收藏的自魏晋至明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三百四十余件，各种题跋二百余件，汇集刻印，而以《三希堂法帖》命名。这是我国一部书法巨制。1958年，毛泽东请田家英向故宫博物院“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其中就有《三希堂法帖》。

    毛泽东读帖不重版本是否珍贵，而着眼于分析各家的长短，体其风貌，察其用笔、结构、章法等，吸取其精髓，以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中，毛泽东最喜爱的是草书。而在草书中，毛泽东又最喜欢怀素。毛泽东对怀素的《自叙贴》、《论书帖》、《苦笋贴》等百读不厌，爱不释手。1974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了他。亲切交谈之后，还特地赠送给他一本自己喜爱的《怀素自叙帖真迹》，大平正芳十分高兴。

    如果拿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的《自叙帖》相比，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很多字不但形似，而且神似。田家英就认为：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相同的地方：一是笔画都较细圆；二是字形都较大；三是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迤、翩翩恣肆的写法；四是“神”上很相似。毛泽东热爱怀素的狂草，但他又不拘泥于此，勇于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家的“毛体”，正如他常对秘书所说的那样：“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或是某人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    毛泽东书法的造诣，固然是他转益多师的结果，同时也和他善于从生活中吸取美的营养分不开。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一诗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厖。”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与朱光等人说过：杜甫这段话说出了舞蹈、戏剧等艺术与书法艺术相通，是至理名言。那时毛泽东曾表示想看朱光表演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以便用戏剧艺术来丰富自己的书法。

　　骨神兼备成一家

    毛泽东的著作甚丰，惟对书法艺术的见解，却没有专门论述，因而无法窥其见解的全貌。但从一些片言只语中，还是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

    一、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他说：“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

    二、字要骨神兼备。他指出：“人有像貌、筋骨、精神，字也有像貌、筋骨、神韵。”因此，临帖，“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他说，“字和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就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所谓筋骨，是字的形貌、气势和力量；所谓灵魂，是字的内质、神韵。古人的字，一般地说，北碑尚骨，南帖尚神。毛泽东则主张骨神兼备。

    三、既广采博取，又独具风格。毛泽东说：“学字要有帖，学好后要发挥。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

    这些书法理论，是毛泽东从借鉴古人的经验和总结自己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毛泽东书法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年时代可谓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多为楷书，字体工而有力，有些写得特别工整。

    1921年到1949年，可谓第二阶段。在建党初期，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他运筹帷幄，为使机要人员传达准确迅速无误，他起草的文电多是行（书）而不是草。三十年代字体清秀，字形略长，上下自左向右略有倾斜。1941年以后变为自右向左略有倾斜，如1941年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及其前后起草的大量文电等。

    1949年进北京以后，可谓第三阶段。这时，情况变了，条件好了，毛泽东除起草公务活动的文电外，还写了一千多封回复亲朋故旧和素不相识的群众的信。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字越写越好，越写越草。然而，他的复信是视对象而别的，给高级民主人士、老先生、科学家、教授等的书信多为草书，有些写得非常之草；反之，对文化程度低的人，字都写得比较清楚工整。

    毛泽东的书体，从学生时代到五六十年代有很大变化，这和笔有关系。新笔写的字笔锋更明显更突出。但主要还是他的功力和字体有变化。要观察毛泽东字体的变化，除从总体上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看他的签名。1943年以前“毛泽东”的“毛”字一般都是从上面下来，再这么一转，一笔写成。1943年以后，“毛”字写成四笔，先点三点，然后再竖弯勾。到1948年、1949年，又变了，从1948年2月他修改中央一个文件时写的几封信到1949年9月给宋庆龄或任弼时的信，“毛泽东”三个字中，“毛”字变化不大，“泽东”二字变化则很大。

    50年代以后，毛泽东的字变得非常之好看，这和他那时的练字有关系。

    进城以后，毛泽东的工作虽仍然十分繁忙，但客观条件比进城前好多了，可以看到历代书法家的碑帖，当时中办秘书室的陈秉忱就专门为毛泽东购买书籍、收集字帖，收有各种碑帖数百部。50年代毛泽东休息时书写了数百首古诗词，一首诗往往书写五六次，六七次，甚至十来次。他作诗词也多是书写许多次，且多为草书。毛泽东的书法最好的时期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例如他书写的诗词，给华罗庚、章士钊的信件等，都非常之美。有一位朋友对我说，看毛泽东手迹是一种享受，看过后还是想看，每看一遍都受启发。毛泽东成了深受读者喜爱的现代书法家。

论毛泽东书法结体在于打破前人对称格局中寻求

艺术之美 

 甘肃省临夏  马占禄

中国汉字是一种语言文字，汉字的结构又称“结体”又称结字。中国汉字是由31种笔画构成的。把这些不同的笔画根据需要组织起来，并进行适当搭配、排列、组合，就是“结体”。如果把笔画比作砖瓦，结体就好比用砖瓦盖成的房子。砖瓦的形状差不多，但盖出的房子却是千姿百态的。这种差别反映出的实质，就是艺术。如同用砖瓦盖房一样，我们在进行书法时，也要善于运用和处理汉字笔画的搭配，使之适宜、得体、匀美。这是每一个书家必须研究的一门艺术。一个高明的书家，面对约定俗成的文字，在书写时能够大胆制造矛盾，又能从容地平衡这个矛盾，精心设计出个性强烈、面貌清新的汉字造型来，才是对书法结体的创造和发展。毛泽东历来重视创新。他不喜欢循规蹈矩，反对平庸，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平常人想不到又不敢做的事。在书法结体上，也是别具匠心，旗树一帜。他写字，常常打破对称格局，在不对称中追求艺术之美。构想独特、运笔大气、夸张出奇、险峻挺拔。无论俯仰伸缩，皆错落有致，令人称绝，不愧为名副其实的一代宗师。

笔者多年学习毛泽东书法艺术，从学习中感悟出以下6种结体方法，以供众位书法爱好者进行交流学习。抛砖引玉，不断发扬光大，真正把毛泽东书法艺术学好、学深、学透，不断的为人民大众服务，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一，毛泽东书法的侧倾法。侧倾，是毛泽东结体的一个重要特征。他写出的字，有左放右收的特征，即左边伸展右边收紧，也是右耸左展，呈左斜态势。就好像把一个方方正正的字，故意拉成斜倾的菱形。这种倾向，在他早期的书法作品中，就已经可以看到端倪。如1915年写的《十六字铭》中的“五”、“七”、“以”、“在”等字。特别是“在”字更为明显，一横向上扬，交叉的那一撇向左拉得很长，使字的重心向左移。又如还看今“朝”的朝字一撇伸展得特别长。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字型归正。30年代末期，他的字有过一段向右斜的探索。如1937年1月30日《致徐特立》的信，1937年10月10日《致雷经天》的信。字体都是明显地往右斜。我们来看他1940年《为儿童节的题词》：“天天向上”。两个“天”字的写法基本一样，左边的一撇稍短，右边的一捺先是长长往右下方一按，然后重重地斜上一挑，使字的重心明显偏向右边。向左斜的开始时间应该是在1年前后，这一点，我们从以下两幅作品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一封是1941年1月31日《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字体是右斜。另一幅是1942年4月17日《致欧阳山、草明》的信，字体就明显地呈左斜态势了，而且这种左斜一直延续到建国前夕。建国后毛泽东的字开始归正，但在他的书法作品中仍然可以找到左斜的笔迹。我们还是来看看毛泽东对“天”字的写法。1961年毛泽东书写的《清平乐.六盘山》中，起笔的一个“天”字，头上两笔跟过去写法是一样的，都是斜笔向上，不同的是后边两笔的写法，左边的一撇向下拉得很长，伸出了格子，笔尾顺着弧度微微向上翘起，右边的一捺，鹅头起笔，行笔很短，就将笔锋挑起。这是个比较典型的左斜式写法。左斜式写法的字很多，如为“为人民服务”中的5个字，为抗大题写的校训“实事求是”中的“求是”2字，为《八路军军政》创刊三周年题词“准备反攻”中的4字，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中的“人民”“报”3字，还有建国后写的一个题词“东风压倒西风”6字，等等。

二，毛泽东书法的错位法。错位，就是把上下结构和左右结构的字，打破书写常规，故意制造错位，在错位中追求个性，寻找平衡，展现奇峻之美。《采桑子.重阳》中的繁体“岁”字，是上下结构的字。毛泽东没有按照常规，把上下两部分都写得端端正正的；而是把上头的“山”字大胆往右倾倒，把下边的“成”字，写成一个典型的偏右菱形，左边的一撇拉成一个长长的内弧，右边的弯钩与第一笔的横连起来写，先将横大幅度的上翘，然后转笔成外弧向下，到右撇的二分之一处，就收笔上翘。整体来看这个“岁”字，上压下耸，表现出人与岁月的抗争，写得是何等的非凡有生气！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是怎么书写左右结构字的。先看两列错。以毛泽东1963年书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中的“江”字为例。左边的“三点水”往下洒得很开，右边的“工”字，起笔的横就高出“三点水”的最上边的一点，而且还大幅度上翘，然后连笔往下一折，第二笔的横，起笔竟在“三点水”第二点的头上，也是大幅度的上翘。整个字左右明显错位不对称，但却给了我们十分新鲜的感觉，仿佛一下子就看到了那滔滔江中之水。这是扬左抑右，还有抑左扬右的写法。如毛泽东写“惶”、“襟”，常常把左边的偏旁写得小小的，而把右边的部分写得大大的，甚至超出左边的一倍。也有把左右两个部分写得一样大，但却把它们上下错位摆放。如毛泽东书写陆游《咏梅》词中“碾作尘”中的“碾”字，左边的“石”和右边的“展”，上下长短大小差不多，“石”字突起高耸，“展”字却从“石”下方三分之一处起笔，一撇长托，超出“石”的三分之一，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险峻之美。再看三列错。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中“仿陆游”的“游”，写得很特别。右边的“子”错位向下，且把一横写得很长，使整个“游”字形成从上往下的阶梯状。毛泽东1958年给“安徽大学”题写了校名，这个“徽”字的写法也十分别致有趣。“徽”的上头写了一个倾倒的“山”，我们不谈，只谈下边三个组成部分的写法。右边的“双立人”和中间的“系”，是并排写的，大小也差不多，惟独右边的“反文”写得又大又错位。上头的一撇几乎是竖写下来而且拉得很长，然后横行并以极小的角度转弯，在“系”的底部再转笔右下行。这样写法在传统书法中是根本找不到的，令人称奇又耐人寻味。

三，毛泽东书法的拓展法。拓展，就是指字的形状成梯型结构，上边小，下边大，书写时有意将字的下部向两边拓展。先看1946年毛泽东《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的题词》：“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 毛泽东”。这15个字中，“为”、“团”、“结”、“统”、“斗”、“泽”、“东”都呈下部外张结构。特别是繁写“团”和“斗”字，左边的一竖向左下行笔，右边一竖略呈弧度向右下行笔，两字底部都明显向外张开。再来看1949年毛泽东《涣溪纱.和柳亚子先生》中的“风”和“池”字。“风”左边的一撇和右边的竖钩，毛泽东把它们写成了两个背靠背的括号，把本来就是外张型结构的字，进一步夸张放大了。“池”字左边的“三点水”，毛泽东把它向左斜着写下去，而写右边“也”字的竖横钩，却右斜落笔，轻轻一拖。《采桑子.重阳》中的“地”字等也是这种写法。

四，毛泽东书法的内突法。汉字中有半包、三包结构的字。内突，就是把这种结构字的里面部分突出书写。毛泽东这种写法虽然不多，且也是变化的，但从毛泽东书法实践的过程来看，仍然体现出毛泽东一定时期的书法特点。我们来看看半包结构的左上包围。毛泽东建国后书写的《忆秦娥.娄山关》中的“雁”字。上边的一横起笔斜上，写得很长，第二笔的一撇，不是从一横起笔处写下来的，而是从一横的末端转折左下，这样就给里面要写的部分，只留下很小的空间。里面的“佳”字就必然要突出包围。还有“房”、“病”、“扇”等字，毛泽东常常都把头部（包围部分）写得很小，而下面的“方”、“丙”、“羽”却又写得大大的。毛泽东书写的《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的“冠”字，有个右下包，他把“寸”字竟写在“元”的包围之外。毛泽东书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寇”字，也有个右下包。元字的竖弯钩写得很小，里面被包围部分，却写得很大并大幅度向右上倾斜，似乎要挣出包围。再看三包结构的“上包下”。毛泽东书写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中的“凤凰”两字，里面的“鸟”和“皇”，都突出了上面的包围。还有《沁园春.雪》中“稍逊风sao”的“风”字，《七律.长征》中“只等闲”的“闲”字，都有这种明显的书写特点。

五，毛泽东书法的缩身法。毛泽东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在字形结构书写探索中，有时故意把一些字写得头大身小，就像一个身材矮小的大头娃娃。我们来看看以下两幅作品：一幅是1949年4月书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里有3个“天”字，都是把上边的两横写得大大的，把下边两笔的“人”写得小小的。特别是“天翻地覆”中的“天”字，写完上边长长两横之后，突然改变过去写撇长托的习惯，把左边的一撇写得短短的，似乎没有写到位，接着就把右边的一捺写成了一个小点。按照汉字书写规范，这个字明显上下不对称。但仔细审视，联系到诗文的内容，却意味无穷。上边大大两横代表“天”，下边小小两笔写的是个“人”，人虽小却能把天翻转过来，这需要多么巨大的力量！这首诗里还有个“勇”字，上边的“甬”写得奇大，下边的“力”写得奇小。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位身穿铠甲、手握刀剑的武士。另一幅是毛泽东50年代中期书写的《水调歌头.游泳》。“极目楚天舒”中的“楚”字，上边的“林”写得大大的，且将第二个“木”上的一横斜上大幅度的伸展，下边的替代“之”，却又写得很小，给人以遐想空间。好似书家站在楚地江头，手搭遮阳，极目远处看不尽的森林国土。“龟蛇静”的繁写“龟”字，写得更为夸张。头部奇大，身部奇小。下边的“竖横钩”，就像一只巨龟自由自在地摆动着小尾巴。活灵活现，生动有趣。这幅作品里还有“架”、“堑”、“途”、“女”等也都是这种上大下小的结构。

六，毛泽东书法的伸足法。伸足，就是将字下部的撇、捺或点等笔画，过分拉长，犹如人故意伸出的腿脚。毛泽东在书写时，不同的时期，根据需要，有时伸左，有时伸右，有时左右全伸。毛泽东1942年为拍《南泥弯》影片的题词，“丰衣足食”中，有“衣”、“足”、“食”3字，都是左伸。1940年为儿童节的题词，“天天向上”中的两个“天”字，都是右伸。50年代、60年代书写的作品中，仍然能够找到这样的例子。《七律.长征》中的“只”字是左伸，《采桑子重阳》中的“黄”字是右伸。毛泽东书写李白《庐山谣》中的“黄”字，改右伸为左伸，“观”字、“天”字是右伸。1946年毛泽东《为叶挺之子叶正明的题词》，“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中的“火”字，1957年毛泽东为刘胡兰重新题词，“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的“大”字，是左右都伸。毛泽东书法结体艺术是博大精深的。笔者难以一斑而窥全豹。所悟一鳞半爪，让我们不断探索，学习、研究毛泽东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为中国书法走向辉煌奠定基础。仅供书家商榷。

毛泽东书法是中国毛体继承创新感悟的书法艺术

           甘肃省临夏监狱   马占禄

毛泽东书法体系，简称“毛体”,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毛体赋予了中国书法以崭新的艺术风格，将中国书法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重振了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学习中国书法的风气，将中国书法发展到了世界各地。“毛体”突破了传统书法中的陈腐樊篱，为中国书法注入了新鲜血液，振兴了中国书法的贴学和行草书学。毛体是传统、时代和个性完美结合的历史典范，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学术意义和里程碑。

一、毛体书法形成的四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

第三个阶段是1938年到1949年，打败了国民党四大家族。

第四个阶段是进北京城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书法也就欢快飞动了。

二、毛体书法的特点：

（一）、谋篇布局   因事成章

         由于毛泽东一生善于挑战，勇于创新，因此他的书法皆随意由之，看不出专门安排的迹象。恰恰如此，大都达到妙趣天然，神采照人的艺术效果。所以毛泽东堪称书法章法中的大师，其章法的运用应该说前无古人。

          由于毛泽东日理万机，创作之前不可能打草稿、出小样，而是成竹在胸，在运笔中思考，在行进中布局。笔随人意，尽情挥洒，一气呵成。欣赏他自作诗词的书法作品，以叹为观止。其作品章法的特点，尤其突出首尾布局，前后呼应。

          典型的代表作有《满江红·和郭沫诺》、《采桑子·重阳》、《沁园春·长沙》、《七律·长征》等。其中《沁园春·长沙》开笔“独立寒秋”的“独”字昂然卓立，为全篇定下了大气魄的基调，最后“浪遏飞舟”完美结局；除上所述，在从题词的角度欣赏毛泽东对章法的巧妙运用。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出席《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欢迎毛主席及中共代表团的宴会，该报记者张蓬舟请毛主席为报馆职工题词，毛主席挥笔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此幅作品属典型的临场发挥之作，但章法布局自然天成，和谐优美，内含深邃。她的光辉至今还闪耀在很多党政机关。

    （二）、个性张扬    与时俱进

       毛泽东的书法，虽然受到严格的传统训练，但是身处艰苦恶劣的战争年代及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他的许多作品，都显示出时代的特征和鲜明的个性。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的书法风格以刚达志，长枪大戟，充满着斗争和撕杀之气；剑拔奴张之气。如1942年为《八路军军政杂志》题词“准备反攻”四字结体奇特，锋芒所指，个性张扬极为明显。类似的还有：“坚持游击战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努力前进打日本救中国”等题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地上结束了战争状态，毛泽东书风也随之大变，基本上结束了用笔结体夸张，横画向右上伸，高耸右肩，结体向右倾斜。由刚以达志变成以柔抒情，呈现出淡雅之风，开始向中国书法艺术最高境界的水平迈进。

（三）、神笔题款    公历计年

       研究毛泽东的书法，不能不重视他的署名和题款，因为它是毛泽东精美书法重要的组成部分。解放前他的题款大不超过正文，50年代以后逐渐增大而博变，显得更加雄放。65岁以后更加放纵，70岁以后就顶天立地、异彩纷呈。有人做过统计近170余种。外人也可能不会注意，凡是深入学习、实践毛泽东书法的人，都会无比惊叹的发现这一亮丽的闪光点。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品上题款差异相当大。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比如某一题款属于那幅作品，也是一目了然。遍览毛泽东的书法题款日期，多年来一直使用公历记年方式。我认为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书法重大的改革和贡献。因为公历计年，对作品的收藏乃至今后的鉴定不仅方便，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天干地支记年方法不易操作，且六十年一轮回，天长日久，难于区别作品的创作时间，外行就更无法鉴定。

        毛泽东书法极少钤盖印章。重庆抄录给柳亚子的《沁园春·雪》上钤盖的印章，也是柳亚子请曹立庵治印自己钤盖的。除此之外，毛泽东书法作品大量的使用标点符号，显然是对传统书法的创新和改革。所有这些都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四）、服务政治    鼓舞人民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和壮大我党。毛泽东尽展文学、书法之才华，广泛的致信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各界民主人士。当收信人展具有深厚古文功底、挺拔秀美、声情并茂抗日主张的书法信函，无不为之动容和钦佩。此举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同时成就了毛泽东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的誓言。

       毛泽东身居高位，他的书法堪称墨宝实不为过。但是毛泽东是一代伟人又是人民领袖，他从不惜墨如金，对于索字者不分贵贱，有求必应。1939年习仲勋同志用一块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写道：“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上款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邱桂荣期待毛泽东墨宝已久，1970年的一天，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笔记本和铅笔，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当即题写“理论联系实际，邱桂荣”。

（五）、技艺超群    结体博变

纵惯毛泽东60多年的书法实践都在不断的创新，始终没有形成固定的形体。广州刘忠起老师说的好：“毛主席的字很难临摹，一是很难认定哪是他的体，只能说那是他写过的字。而他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写的字，包括形、神是不一样的，直到老其字也未定形;二是他的经历、地位、气魄、学养等，别人很难望其项背”。从毛泽东的自书其《沁园春·雪》《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会昌》《清平乐·六盘山》《为人民服务》和背录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作品的结字形、神的巨大差异。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作，首推《沁园春·雪》，从1945年到六十年代毛泽东写有十多种版本，有行书，行草和狂草取势，各个版本形态各异，神采迥然。若把它全部放在一起，非专门研究人员和长期实践者，根本不会相信为毛泽东一人作品。再则，国人最熟悉的中南海新华门屏风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和为香港大公报职工题写的“为人民服务”也判若两人手笔。由此足以说明刘老师的观点是正确的。可见，毛泽东是创新的高手，善变的奇才。真正达到了人不能到而我到之;，人不能放而我能放之，古今无一人能及。

       三、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地位：

一九九九年，纪全国有关部门组织，从民国以来近百名书法家中评出前十名书法家，毛泽东高票名列第五。由此可见，毛泽东书法艺术已被权威部门肯定和社会的广泛推崇。事实说明毛泽东书法在传统基础上，经过长时间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持续实践，在狂风巨浪中陶冶，在战火硝烟中锤炼，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目。继承创新，无以伦比。